河北行唐故郡东周遗址

故郡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南距行唐县城10公里，地处太行山东麓唐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山前平原地带，东靠大沙河，南、西侧有曲河环绕。2015—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考古队持续对遗址展开勘查与发掘工作。确定这是一处城址、墓葬、居址共存的大型聚落遗址，遗址时代从新石器跨越至明清，主体年代为东周时期。

故郡城址覆压于故郡村下。据史料记载，故郡城址应为战国晚期赵灭中山后所建的南行唐邑（公元前291年）、秦至北魏熙平年间（公元517年）（南）行唐县治所在之地。20世纪60年代地表尚存部分夯土城垣，现已破坏无存。

故郡城址北部、西部为遗址区，居址与墓地共存。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墓葬70 余座，墓葬分布较为稀疏，但存在相对较为集中的墓组。墓葬形制分为土坑墓和积石墓两种。土坑墓墓向以北向为主，葬式仰身直肢，葬具多为单棺，随葬陶鬲、罐、豆、碗、尊等实用陶器以及少量青铜带钩、兵器等。少数有殉牲。

积石墓墓向多为东北向或东向，多数遭严重盗掘。葬式仰身直肢为主，葬具有一棺一椁或单棺，随葬青铜铜、玉石、金、骨角、陶器等各类器物。青铜器有鼎、瓠壶、壶、甗、豆、敦、匜、盆、舟、勺、鍑、剑、戈、镦、镞，带钩，环首刀等，金器有金盘丝耳环、金箔片及贴金铜牌饰等，玉石器有绿松石、玛瑙、水晶串饰、项饰、珠管、觹、珮等。青铜器纹饰精美，有夔龙纹、蟠螭纹、蟠虺纹、兽面纹、云雷纹、绹索纹、乳钉纹、菱格纹、蝉纹、蕉纹、红铜铸嵌的龙形纹、云纹，线刻人物、动物形象等。器足、钮、耳部多装饰有兽头、鸟首等动物形象。少数器物镶嵌绿松石、鎏金等。墓葬普遍使用殉牲，大型墓葬东侧有车马-殉牲坑，少数墓葬壁龛内置羊的头蹄或填土殉牲，个别墓葬有殉人。车马-殉牲坑形制独特，西部为车坑或车马坑，东侧为殉牲坑，二者通过沟槽相连，殉牲坑内分层埋葬马、牛、羊等动物头蹄，底部有马头与车马坑内的车辆相匹配，形制独特，填补了历史及考古空白。

居址水井分布密集，分圆形无井圈、带陶井圈；长方形无井圈和带陶、木、石井圈等多类，部分水井可能是用以储藏食物的“凌阴”或祭祀坑。灰坑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多种，个别灰坑与瘗埋人骨现象。居址内出土遗物丰富，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的骨簪、蚌刀、蚌镰、铜削刀、带钩、布币、刀币等。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夹砂灰陶、褐陶，纹饰以绳纹为主，有粗、中、细之分，还有少量弦纹、暗纹、附加堆纹等。器形有鬲、罐、豆、碗、盆、釜、瓮、水槽及大型筒、板瓦和云纹半瓦当等高级建筑材料。

铜盖豆

鬲

行唐故郡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河北地区东周时期最为重要考古发现，遗址年代自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期，遗存年代分为三期。第一期，以北向土坑墓和部分水井等遗存为代表，相对年代为春秋晚期；第二期以积石墓及其祔葬车马-殉牲坑为代表，随葬青铜、玉石、陶器、骨角器、金器、海贝、骨贝、石贝等，相对年代为战国早期，第三期，以遗址第④层及其下的多数遗存为代表，典型器物为各种陶釜、罐、豆、盆等，相对年代为战国中期，个别或可延至战国晚期。

故郡遗址从时代、地望与文化内涵来看，当属鲜虞—中山国文化。中山国为白狄族的一支—鲜虞族建立的东周诸侯国之一，在我国春秋战国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其历史及考古学文化大致以中山桓公复国建都灵寿城（公元前381年前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阶段以平山县中山国都-灵寿城及其王陵区为代表，其考古发现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重大发现”之一，其绝对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期，文化已高度中原化。鲜虞-中山国前期阶段考古遗存在河北太行山东麓的河北保定、石家庄两市唐河至滹沱河流域之间多有分布，但其整体文化面貌比较模糊。故郡遗址自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期，城址、墓地、居址三位一体，多种文化因素在此交融，在丧葬活动中用使用华夏系统的车马祔葬制度，并随葬具有中原、燕、齐等地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兵器及车马器等，同时又使用具有北方族群特色的积石墓、头蹄葬，随葬青铜鍑、金盘丝耳环、虎形贴金铜牌饰、铜泡、环首刀以及大量使用玛瑙、绿松石、水晶饰品等。遗址强烈地反映出北方族群文化与华夏系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嬗变，是北方族群华夏化历史进程的具体展现。其考古发现与研究，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及历史研究的空白，不但可以补充和完善春秋战国史的缺环，而且为北方族群历史文化研究打开一个重要窗口，为研究戎狄等北方族群的华夏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金盘丝耳环

鎏金铜泡

绿松石珠串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