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 玉片上的朱书文带你穿越到东周

盟书之一

侯马盟书标本及其释文、摹本。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侯马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国遗址中的位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篇章组合的过程，发现每块玉石上均各书一篇完整文字，最多者98字，一般为92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的名字不同……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是一个人的笔法。有的字迹小到0.4厘米，笔锋非常清晰，可知其皆用毛笔书写无疑。正因为每篇文字内容相同，这样对复原其章句就有很大的方便……”

郭沫若在看过朱书标本及张颔文章后，也写出《侯马盟书试探》一文，并首次提出“侯马盟书”一词。文章说，“我认为：这些玉片上的朱书文，是战国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赵敬侯章时的盟书，订于公元前386年，距今2352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告诉记者，盟书即载书，但“盟”语意结盟、盟誓，对现代人来说通俗易懂，因此这批朱书文字后来的通行名称是郭沫若确定的“侯马盟书”，而考古发现这个地点就称为“侯马盟誓遗址”。

侯马盟书成为继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商周时期铜器铭文、战国至汉代竹简以来，中国早期文字的又一重大发现。

古文献记载的盟誓很多，但并没有发现盟誓实物的先例。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我国首次出土的与古文献相对应的盟誓资料，其重要性非同寻常。

“司空见惯”的盟誓

那么，侯马盟书是怎样来的？它诞生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

田建文告诉记者，盟誓是春秋时期的一项主要社会行为。西周初期实行封建制度，分封了许多诸侯国。春秋以前，天子与诸侯之间，有约定的誓言，但无诅盟。

“春秋时期尔虞我诈盛行，彼此之间不信任，便产生盟誓文体。”田建文说，晋侯与卿大夫结“盟”，结盟内容依照旧例叫作“命”。“盟”与“命”是东周时期的怪胎，如此而已。

据张颔《〈春秋左传〉盟誓表》统计，共有196次盟誓，其中晋国参与的就有57次。

盟约还有一套程序，先是主盟人召集参盟人一起到盟誓地点；由盟誓管理者将所要盟誓的内容书写在玉、石片上，每人一式两份；然后平整盟誓场地，挖长方形竖坑；杀牛、马、羊等牺牲，主盟人执牛耳；歃血为盟，宣读誓词；掩埋牺牲和一份盟书，给神灵看，以供神灵监视；将另一份盟书藏于国家专门存放盟书的地方“盟府”，用于必要时查看。“盟府”中的盟书一旦丢失，还要到掩埋地点重新发掘出来，就是所谓的“寻盟”。

“从侯马盟书的内容来看，各参盟人群打击的对象是不同的，打击对象由少变多是侯马盟书形成早晚的一个顺序，也是盟书坑的埋葬顺序，打击的敌人最多达到9氏21家。”专家说，打击对象的不断增加，说明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敌对势力的强大。

侯马盟书可识别参盟人员251人，打击对象人名26个。

侯马盟书形体古雅，变化繁多

56年来，人们对侯马盟书的探寻从未止息。

郭沫若认为是公元前384年赵敬侯章与赵武子朔争夺王位之事；张颔、王克林、陶正刚定其年代属晋定公死去的公元前475年以后，所以发生的历史事件只能晚于此年；还有学者判断其为公元前424年，赵桓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

侯马盟书形体古雅，变化繁多，体现出独特的书法艺术特色，并持续引起外界关注。

张颔《“侯马盟书”从考续》认为，侯马盟书“书法非常熟练，如果从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历史着眼，它无疑也是一批宝贵的资料……侯马晋国盟书文字和西周早期周王朝铜器上的官方文字在字形和风格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像这种东周晚期的文字它一方面存在着对殷、西周文字承袭的迹象；一方面又表现了晋国区域性一种风格和体例”。

“侯马盟书的字体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是东周时代晋国文字的代表。”田建文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翔霄、王菲菲）

侯马盟书——两千余年前晋国人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实物资料。它从东周时期“穿越”而来，是中国首次出土的可与文献相对应的盟誓资料。它不仅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对于认识当时的盟誓内容、礼仪以及过程等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它从东周时期“穿越”而来，是中国首次出土的可与文献相对应的盟誓资料；它源于社会动荡，为研究东周时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引发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历史学界专家学者的长期关注，至今有谜待解……

7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了《侯马盟书：玉片上的朱书文带你“穿越”到东周》。

发现盟书

1965年寒冬，晋国最后的都城“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晋国遗址附近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

这一年11月，根据城市规划，侯马市新田路南侧要建设发电厂。鉴于此，考古人员在建设工地一带进行了勘探。这次勘探有了新的发现。勘探表明，在距侯马东周古城组东南约2．5公里处，东西长70米、南北宽约55米的范围内，分布着长方形竖坑400多个。

随即，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文物管理站派出考古人员陶正刚、张守中、梁子明等人参加发掘，帮助发掘的工人是曲沃县农业中学勤工俭学的师生。按照考古发掘的程序，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着。

12月9日近午时，同学们在一个竖坑取土时碰到了一件件带土的石片，上面隐约有朱书字迹。这一发现使大家感到十分新奇。于是，这个人拿一片，那个人拿一片，石片立刻分散了。

正在工地的陶正刚得知此事，马上查看了现场。随即通过老师向同学们宣传保护珍贵文物的重要意义。经过动员，已经分散的60件石片重新聚集到一起。

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历时7个月，共发掘长方形竖坑326个，其中42个竖坑内发现有写在玉、石片上的盟书1500余件。

发掘人员留下了这样的场景记录：“这些长方形的竖坑深浅不一，深者5．7米，浅者则0．2米。坑口大小亦有差异，最大者长1．6米，宽0．6米；最小者长0．4米，宽0．28米……一般每个竖坑埋牲体一具，埋葬姿势或俯或仰或侧，无一定律，部分似活体。”

引起轰动

很快，侯马晋国遗址发现古文字的消息传到了太原、北京。国家文物局立即派出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和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颔，会同现场的专家，一起查看了朱书文字的石片标本。

“盟书刚被发现时，大家无法判定它究竟是什么，因此立即进行了上报。”张守中说，北京的专家还带了一些标本回京，请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帮助鉴别。

此时，由张守中临摹，张颔写成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文章描述道：“经过识字、联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