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点述评】泥河湾盆地下马碑遗址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新证据

在距今4万年前后的泥河湾盆地下马碑遗址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加工颜料与小石片装柄等多项新证据^［1］。这项成果是众多不同研究领域学者通力合作以及多项新技术综合应用的重要收获，为探索早期现代人在泥河湾盆地及华北地区出现的时间和行为特点，揭示华北与东亚地区现代人来源与发展途径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新证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现代人起源的两个假说，即“晚近走出非洲”^［2］与“多地区连续进化”^［3］的讨论，长期受到学术界与公众的关注。近年来现代人迁徙扩散南线抑或北线的探索也逐渐增多^［4］。旧石器时代考古更集中于现代人行为或行为复杂化等研究，也是现代人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5］。相对于早期人类化石与古DNA材料的稀缺，来自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则可以为探讨早期现代人起源与演化发展提供了更丰富多样基础材料和数据，在现代人起源研究过程中发挥出更关键的作用^［6］。下马碑遗址新发现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下马碑遗址的重要发现首先是颜料加工与染色活动的确认。赤铁矿粉等颜料的加工与使用是早期现代人所具有的系列现代行为特征之一。尤其是在2010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与早期现代人存在着基因交流证据发现，包括把染料用于埋葬、装饰品乃至人类身体染色等具有象征意义的遗物与行为，则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成为区别现代人与古老类型人类更重要的标志^［7］。下马碑的颜料加工与染色活动比以往华北地区已有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与晋南沁水下川遗址等发现的时代更早^［8］，同得到体质形态与遗传学研究确认田园洞人的年代更为接近。后者是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现代人，与下马碑遗址的直线距离也仅有100多公里^［9，10］。因此下马碑遗址颜料与染色活动的发现，不但从行为与文化特点方面展现出东亚早期现代人的特点^［11］，而且也弥补了田园洞人没有文化遗物发现的缺憾。

更重要的发现是细小石片装柄与复合工具制作的确切证据。装柄与复合工具制作也是现代人出现在技术与行为方面的重要证据。这项证据与染色活动共存于同一早期人类活动面，除了进一步证实泥河湾盆地与华北地区早期现代人的出现及行为特点外，更重要的是填补了一项空白，揭示出华北及东亚地区长久流行的石核－石片技术，在发展到现代人出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阶段所发生的关键转变。以往关于石核－石片技术或称是技术模式1的认识相对简单，认为中国境内，特别是以泥河湾盆地为代表的华北地区从早更新世开始到更新世末，长期流行形体较小的石片石器或称小石器传统，石器技术与文化特点一直没有明显变化^［12］，因而成为史前学者理解华北乃至东亚地区石片石器与现代人出现关系问题的瓶颈。下马碑遗址小石器装柄与复合工具制作的遗存与行为特点的发现，则突破这一局限，更清楚展现从早期直接手握到晚期装柄与系统制作复合工具的发展过程，揭示出泥河湾盆地早期现代人石器技术与本地区自早更新世以来流行的小石片石器传统之间的紧密关联。与此同时，这项多学科密切合作与多种现代科技手段综合运用的实践，也为探讨MIS3－2阶段从泥河湾盆地周边的华北一直到岭南地区^［13］广泛分布的硅质岩小石片石器功能，及其同现代人出现与发展的相关性等课题，提供了更可借鉴的方法与范例。

骨质材料的应用和营地功能分区也是下马碑的重要收获。两者也都是认识现代人出现的重要标志^［14］。骨质材料除了用于装柄与制作复合工具，在下马碑遗址还直接用于加工工具。不过与欧亚大陆西侧大量骨角质制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涌现情况相比，无论是下马碑或是泥河湾盆地以及华北地区其他同期或稍晚的旧石器遗存，均很少见到精致的骨角制品，少量发现者的加工技术也简单^［15］。下马碑遗址的功能分区特点则表现出与欧亚大陆早期现代人营地安排较为一致^［16］。如下马碑遗址以火塘为中心活动区，进行制作（维修）与使用复合工具，处理并消费猎物以及休息等活动；加工与使用染料的专门活动区则位于外围稍远处（图1）。这样的有序安排也常见于西亚与欧洲同期或稍晚的营地遗址。

图1 下马碑遗址的平面分布。每个方格为1 m²，修改自文献^［1］。

下马碑遗址的新发现，如工具加工技术发展与有机质材料的应用，还有以染色为代表的象征行为，以及营地功能分区的有序安排等现代人独有特征的出现与发展，都更确切地证实距今4万年前后早期现代人在泥河湾盆地及华北地区已经出现。这几项清楚反映了现代人行为特征的证据同时出现在下马碑遗址，更为探究华北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行为特点与发展路径提供了难得的新证据。按照晚近走出非洲的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模式，现代人应起源于非洲，大概在距今4～5万年前后或更早经过南线或北线扩散到东亚的华北地区^［17］。然而就下马碑发现与早期现代人有关的遗存来看，确实并非如此简单清晰。从颜料与有机质材料的利用以及营地安排等方面观察，泥河湾盆地与欧亚大陆西侧显现出大致同样的发展特点，然而这种一致性是由于两边存在人群或文化迁徙交流所致，抑或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趋同发展，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厘清。

就早期现代人出现阶段石器技术与功能的发展特点来看，欧亚大陆两侧更表现出完全相左的状况。近年来通过石器技术与文化传统来追索早期人类迁徙扩散途径的研究不断增多^［18］。研究者将早期人类通过欧亚大陆北侧草原地带迁徙扩散通道视为“北线”^［19］。从新疆阿勒泰通天洞到内蒙古金斯泰遗址的莫斯特文化遗存的发现，都清楚显示在早期现代人出现之前联结东西方交流的“北线”就已经存在^［20］。与下马碑发现同期，则发现了可能是来自中亚地区早期现代人的IUP石叶组合，是经由北线到达中国西北宁夏灵武水洞沟第1地点的确切证据^［21］。但与水洞沟石叶工业同时代，在下马碑遗址及泥河湾盆地，乃至华北地区却完全不见莫斯特或石叶技术，而仍是典型的小石片工业。泥河湾盆地有明确地反映来自欧亚大陆西侧的石叶技术证据在晚于下马碑小石器遗存上万年之后的油房遗址才出现^［22］。这一时空分布态势清楚地说明，距今4～5万年出现在泥河湾盆地下马碑遗址及华北地区的早期现代人，就其石器工业与文化传统主流来看，应该与本地区长期流行的石核－石片或称小石器技术的关系更为密切。

综上所述，下马碑遗址考古新发现不仅展示一幅距今4万年前后早期现代人在泥河湾盆地生活的具体场景，提供了现代行为出现的确切证据，而且也清楚展现出泥河湾盆地和东亚地区现代人及旧石器晚期文化有别于欧亚大陆西侧的发展历程^［23］。新发现更进一步说明关于现代人晚近走出非洲，经由南线扩散到中国与东亚地区等认识可能过于简单。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也并非单纯的“树状”成长模式，而更可能是“藤蔓状、网状”，或如下马碑新证据所展现的“马赛克”状态。中国境内现代人及其文化的来源与发展应该也经历过更为复杂的交流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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